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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
近期，“华为逃离深圳”传闻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尽管最终各方均对该传闻予以否认，但它显现了深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以及特区内外发展不均衡。
5月30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4次报告》。
该报告通过对中国294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实证研究显示，2015年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继续位居第一，这是继2014年综合经济竞争力超过香港后，深圳连续两年蝉联全国第一。然而在城市经济竞争力增强的同时，深圳“城市病”指数也位居榜首。
作为中国开放和创新之城，深圳无论是在经济体量、法治环境及社会成长等方面，都毋庸置疑走在前列。但作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深圳也正在面对因发展空间局限带来的难题，房价、交通、教育资源分配等均面临挑战。
深圳政府一直力图改变困局。今年深圳“两会”期间，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特别强调了“坚定不移地推进实施东进战略”，认为此举是解决深圳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深圳市政府也将“东进战略”写进了“十三五”规划之中，并从上到下加强了推动力度。
5月初，马兴瑞主持召开深圳市东进战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深圳市实施东进战略行动方案（2016-2020年）》及相关配套方案，当地媒体也在集中报道“东进战略”，希望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讨论。
“东进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深圳的东西部发展不协调的难题，同时也为区域一体化探索出一条道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
2015年9月，马兴瑞到该院考察调研时，希望该院能更多地对深圳的发展战略和战略实施路径开展研究。最后，他给研究院布置了几个研究任务，其中就包括了涉及深圳城市规划的“东进战略”课题。
很显然， “东进战略”或将成为深圳下一步城市发展的主要战略对策。
“C5深圳大都市圈”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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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日，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视觉中国 图
今年5月27日，在深圳召开的东进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纷纷为东进战略建言献策，并提议将曾经由深圳、东莞、惠州与河源、汕尾组成的“深莞惠经济圈(3+2)”升级为“C5深圳大都市圈”（即City 5——深莞惠河汕，或称大亚湾大都市圈、珠江口东岸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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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东莞、惠州与河源、汕尾组成的“深莞惠经济圈
确立以深圳为核心，推行深莞惠经济圈的全面发展，此前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与认可。
200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正式确定将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地，作为深莞惠经济圈和珠三角一体化的重点区域。
2014年10月，深莞惠经济圈再次“扩容”，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河源、汕尾加入行列，形成现有的深莞惠（3+2）经济圈格局。
目前，深莞惠（3+2）经济圈已进入初步的融合阶段。今年以来，各地区均在设法打破固有的行政界线，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为经济圈和一体化的深入合作创造条件。
迄今为止，全球总共有6个世界级的都市圈，它们分别以纽约、芝加哥、东京、伦敦、巴黎、上海为中心，中国仅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上榜世界级都市圈。
“深圳东进战略首要目标是解决自身发展的不均衡，然后才能逐步推进区域发展一体化问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深圳市政府已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目标——将深圳东部地区的龙坪中心（即龙岗和坪山）建设成为第三个城市中心，深圳建设的第一个城市中心为 “福田中心”，即由福田和罗湖组成；深圳宝安、南山、前海是第二个城市中心；未来的龙坪中心则是第三大城市发展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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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龙坪中心是深圳第三大城市发展板块。
对于深圳而言，如果想让其在深莞惠（3+2）经济圈的建设中扮演主导角色， “东进战略”便是重要“抓手”。
如果按专家的构想，将“C5深圳大都市圈”作为珠江东岸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平台，那么深莞惠（3+2）经济圈所在的五地市的合作机制的探索便十分重要。
首先要完全实现“互联互通”的局面：交通、通信、金融、土地、产权交易等市场体系以及政务服务和社会事业都要实现“一体化”。
其次在产业方面，五地市也要形成“错位分工”与“协调发展”的格局，以深圳现代产业体系和物流为核心，构建深圳和河源等城市群城市总部+基地模式，包括在河源等地共建深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同时，共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基地、现代农业基地，绿色通道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最后在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也要建立基础教育学校联盟和组建医疗集团等形式跨区域运作和城市群的分工协作。
“C5深圳大都市圈”前景可期，但从过往深莞惠（3+2）经济圈合作经验来看，推行并非易事。
以深圳、东莞此前推行交通“一体化”为例。据今年初当地媒体报道，从深圳松岗去往相邻的东莞长安，没有跨市跨片区的规范公交车，两市的公交主线路也并未做到无缝接驳，只能坐当地的电动三轮车或者途经的跨市客运班车，这对两地居民往来造成困扰。相反，惠州公交车在与深圳的公交系统基本实现了无缝对接，多条线路往返深圳都十分方便。
这也说明推动一体化的难点所在，如何协调各地市相关政府部门的地域限制与地方利益，将会成为深莞惠（3+2）经济圈的工作重点。
为此专家们提出，唯有大胆地改变现有的城市合作机制，才能进一步推动 “C5深圳大都市圈”。
困境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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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日，深圳蛇口局部。 视觉中国 图
由于历史原因，深圳此前已形成“西强东弱、西密东疏、西重东轻”的发展不均衡局面。
十多年前，谭刚曾为深圳发展做了一个定量模型，从政策、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和产业布局的各项指标测算深圳“二元化”现象，结果显示“差距太大”。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改革开放窗口城市，深圳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最成熟市场经济体，并孕育了华为、中兴、腾讯、华星光电、比亚迪、华大基因这些具有竞争性和代表未来方向的企业。
即便在中国经济增速处于下行压力之际，深圳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它甚至一度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成为投资环境、创业环境最好及发展模式最具可持续性的城市之一。
如果按照城市面积与经济总量作为核算，深圳仍是全国产出效益最高的城市。根据深圳市政府报告显示，深圳每平方公里产出GDP为8亿多人民币，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已经十分“抢眼”了。
可无论怎样发展，深圳都必须面对物理空间严重不足所带来的发展“天花板”。
“东进战略不但要解决自身发展不均衡，还要解决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从目前深圳可开发建设用地估计也都差不多了。深圳此前一直想要扩大区域面积，并未获得顶层支持，我想高层的意图或许是希望深圳在面积不扩大前提下，提高区域的发展的产出能力，更加科学和精致化。”谭刚说。
如何破解深圳的发展之困，各方观点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深圳目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急需新的发展空间。也有专家称，深圳应该在固有空间内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转型升级。
深圳发展何去何从，大家各执一词。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正在发生：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地之间产业和人口已经呈加速流动的趋势。
深圳自身矛盾也在日益凸显。最近一年多来，深圳房价突然大幅上涨，均价从23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目前的50000元/平方米左右，极大抬升了企业商务成本和人才生活成本。
尽管华为公司公开否认将总部迁至东莞的传闻，可是其创始人任正非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很明显，过高的地价和房价正在伤害深圳的竞争力。
深圳已有大量居民外溢周边城市。根据东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东莞新房均价达9812元/平方米，成交金额近1000亿元，深圳客户贡献了60%左右的成交量。距离不远的惠州也成为深圳购房者的抢夺之地，新近开发的很多房地产项目，购房者中不少来自深圳。
为了居家梦想，很多深圳人甚至到更远的城市买房，比如中山市，“深中通道”项目即将开工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深圳购房者便“疯狂”进军中山楼市。
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山市采访时获悉，过去几年房地产的疯狂跑马圈地给中山市留下了巨大的库存，而今年深圳大批购房者的到来，适时的减轻了中山“去库存”压力。
不仅是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外移，由于资源制约日益趋紧，生产要素价格快速提升，也让深圳出现了个别大企业生产环节开始外移的现象。
早在2008年，深圳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已经出现明显递减，2014年还出现了零增长现象。不少人由此判定，深圳极有可能出现城市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的危险迹象。
不过在郭万达看来，城市产业空心化的论点为时尚早，因为数据显示，深圳产业经济并未出现大规模下滑。
“近五年，深圳才出现了服务业超过第二产业，如果第二产业低于30%，那深圳就应该注意了。”郭万达说。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唯有创造新的模式才能让深圳经济转型实现“软着陆”。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和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认为，深圳应该通过构建一体化的大都市圈，解决深圳作为超大城市的挑战，探究出一个“新深圳模式”，即把“深圳的虚拟经济和周边的实体经济有效整合，增强深圳发展的后劲”。
跨区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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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为“东进战略”赋予了明确的政治使命——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和振兴粤东西北战略。
多年来，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广东省心头之痛，当地人将此玩笑的概括为：“最富的在广东，最穷的也在广东。”
2015年的GDP统计数据就已说明问题。根据统计，2015年，深圳的GDP达到了17500亿元人民币，已经迫近香港；东莞GDP突破了6000亿元，并计划2020年GDP超过9200亿元；惠州奋起直追，2015年GDP总量预计达3140亿元，稳居广东省第五；河源发展相对滞后，2015年GDP仅为810.08亿元；汕尾发展一直步履艰难，2015年GDP仅有780亿元，排名倒数第二。
深圳GDP远超其他四市之和。
“对于深莞惠（3+2）经济圈的‘一体化’建设，我相信大部分地区的态度都是积极的。”郭万达对澎湃新闻记者称。但实际上由于自身发展阶段不同，深莞惠（3+2）经济圈的五地市对于“一体化”的心态也有微妙差异。
深圳和东莞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开始大量出现制造业外迁现象，因此两地既有分工协作的部分，又存在部分区域产业竞争；惠州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热情期待全面承接深圳、东莞的产业转移，所以在一体化的合作意愿上面相对积极。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河源、汕尾两地，合作热情最为积极。河源甚至提出了“深圳东进，河源南融”的积极口号，以此表示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河源市委书记张文，此前曾担任过深圳市委常委、福田区委书记。
“河源高度重视深莞惠（3+2）经济圈特别是深圳‘东进战略’对河源的重大意义，全市上下正积极谋划、全力推进融入深莞惠（3+2）经济圈的各项工作。”河源市委宣传部在澎湃新闻记者提出采访要求的回函中称。
很显然，通过深莞惠（3+2）经济圈的协商平台，深圳可以与其他城市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形成“分工合作”的格局。
事实证明，区域一体化正在推动五地市之间的人口、产业和资金的流动。
5月7日，马兴瑞主持召开东进战略领导小组首次会。他在会议上提出的口号便是“立足深圳、着眼全省、胸怀全国”。他希望让“东进战略”不仅解决深圳自身发展不均衡，同时也能让珠江东岸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世界级都市圈。
“东进战略是站在国家层面为深圳未来发展及作用做了勾勒。如果深圳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显然达不到中央的要求，深圳自己也难有大作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百胜网络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滨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作为深莞惠经济圈的“排头兵”，深圳在人才、产业与资本活力，让其肩负着“帮扶”的使命。去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到河源、汕尾调研，希望深圳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此构建深莞惠经济圈（3+2）协调发展格局。
河源、汕尾作为深圳全面对口“帮扶”的地区，深圳还为此成立了相关领导小组，故此双方互动交流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共有164名深圳干部参与河源建设，资金支持达33.33亿元，协助引进合同产业项目325个、合同投资总额1320亿元；深圳共投入资金24.8亿多元，为河源的数万人脱贫。
马兴瑞十分重视与河源的互动，他一年之内考察河源达三次之多，河源市委书记张文也常到深圳考察。
作为已经先富起来的深圳和东莞，已经准备将大批产业向河源、汕尾转移，以工业园区为基础推动两地尽快融入深莞惠经济圈。今年7月，中兴通讯的生产研发基地将从深圳迁至河源，这次产业转移背后便是深圳市政府以财政资金入股的方式直接推动。
深圳和汕尾的合作是通过“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平台来实现对接，它是由深圳和汕尾共同管理的地级市，也是中国首个特别合作区。深圳通过将产业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导入，让它打造成为汕尾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包括通过构建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特别的经济体系以及特殊的管理区，让其成为“小深圳”。
“深圳市政府希望通过河源和汕尾的合作模式，用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方式，把深圳二级产业比较良性的迁移，同时与河源、汕尾等进行跨区域的合作，建立一套合理的分享发展机制，包括两地在财政、GDP统计上面进行共享与合作。”谭刚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他认为，这对政府的合作与管理能力很大考验，不仅要把握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也要掌握政府与市场行为之间的分寸，提供更好的基础配套与公共服务。
为了东进战略，深圳可谓痛下血本。
根据深圳市的规划，为了推进东进战略，深圳预算为1.4万亿元人民币，总共将实施342个项目，它们分别是交通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城市发展等四大领域，而在“十三五”期间，预算投资为5600亿元。
同时，为了加强对粤东粤北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辐射带动力，交通作为东进战略的重要手段是所有项目的重中之重。深圳计划到2020年，力争轨道交通运营和建设线路超过260公里，新改建高快速路和主干路300公里。
届时，深莞惠经济圈将会驶入“10、30、60交通圈”，即10分钟进入快线路网体系，30分钟抵达市中心区，60分钟抵达深圳市全域及莞惠河汕中心城区。
“如果东进战略能顺利完成，它将会是区域一体化的‘快进键’。”吴滨说。
发表于 2016-6-8 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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