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芭蕾---- 1

2003年3月初，我把我在报社最后的一篇采访稿写完交给主任，埋着头对他说，我要去北京实习。
　　主任是个英俊的中年男人，他对我说：你是个天生的编辑，北京是个骗子的社会，你不适合的，混几年你会一个字都不会写的。不过，我不管你。
　　我当时并没有深想，因为我还想不到。但是这几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
　　我为什么要去北京，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太原，我讨厌太原人那种井底之蛙和势利的性格，听到太原普通话的时候也作呕。
　　其实我也不喜欢北京。我喜欢的，是一个四季都有绿色的地方。
　　3月4日，我拎着一个红色旅行包，搭乘一辆车来到了北京。进入六里桥的时候，迎面长龙一样车灯光刺进了我的眼，我不是很习惯。
　　当晚我宿在西直门附近实习单位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张单人床。
　　那是一座有点阴暗的二层小楼，楼上还有一道小廊子，男女共用一厕，总有人不冲厕所。
　　第二天，北京开始下起春雪，雪片很大，落得很缓慢。窗外竟然有一声声的鸦叫。听了寒意顿生。
　　第三天，有人帮我找了西内一间正好空着的房子。收拾床铺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已拆开的红色塑料小袋子，里面装着一枚我从未见过的安全套。
　　晚上，我和父亲在电话里大吵一顿。为了什么不记得了。
　　单位的同事给我推荐了他从前住过的地下室，他说那里“很干净”，他们一家三口从前住过一年多。
　　我就住在那里了，一个月300块。楼道里到处是84消毒水味刺鼻的味道。里面住的人都感觉很神秘。几个服务员是山东菏泽的，其中一个只有16岁，身体却已发育得非常成熟，衣服十分局促。和她聊天时，她扬着脑袋对我说，这里老板就是我们老乡，我来就是要见见世面的，过几年就回去找个对象结婚。
　　同屋是个40左右的独身女人，从未结过婚。脸上有常年单身养成的凄惶，说话口气神经质。行李包与我一样大小。她经常和我说她曾经多么辉煌过，并且因为年轻放弃过多么美好的前程，说自己曾给自己买400多一双的鞋。她现在最大的理想是开个连锁超市，她强调，“非常赚钱”。
　　我看着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适婚年龄结婚。
　　夜里，当我睡在北京的地表以下，我常常想，我到底要干什么。有时还能从脖子上摸出一个蟑螂。
　　我常从天桥上买几朵花回来插在空矿泉水瓶子里。驱散一些地下室的惨淡。
　　同屋女人就揶揄地笑着说：你还挺浪漫的啊！
　　一次从白石桥家乐福门口出来，我用15块钱买回一只白色小猫。我一直很害怕直视猫的眼睛，但还是百般欢喜的抱它回“家”。同屋女人看到后，立刻就像小女孩见到老鼠那样吱哇叫着窜出了门外，并且锐声尖叫，还双手对着我神经质地摇摆：我最害怕这个东西了！天呐！太可怕了！不行，你不能养它！
　　猫的眼睛没有吓着我，她却把我吓坏了。我只好把猫送还给卖主，15块钱也没要。
　　我每天在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复印，我复印了大量文档，大概有几百份。指挥我无限地进行复印工作的是一个皮肤吹弹即破，五官古典，胸脯春光四射的河南女孩，唯黑眼圈显得怪异。据说我来之前，大量的复印是由她来完成的。
　　复印的同时，我还上足了网，每至双眼模糊，眼泪似有若无。
　　坐在我旁边的也是一个应届大学生。大脑袋细长腿，扁胸脯翘屁股，是学外语的，每天从东四环外坐车千里迢迢而来，手里拎着两个包子。她热衷于每天在网络上购物。在她的蛊惑下，我也买过一双鞋，后来送给了我弟，因为太大了。之后我就决定不能跟着她混。
　　她比我晚来几天，但一来就与单位唯一的未婚男青年很熟。那男孩是广西人，一个闽粤一带人典型的大扁鼻子是脸上五官的主角，是个贾宝玉型，对每个女生的指使都十分殷勤。从前在中关村装电脑，有一个已经住得比老婆还熟悉的同居女友。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女硕士，整天忙着译稿子，经常会在电话里说几句中国人和外国人统统听不懂的英语。声音呜呜咽咽，总感觉没清理好嗓子。她和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某某的亲戚吗？我说不是。
　　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气度像个老板，每天忙着给全城的小学打电话，给儿子联系上学的事。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女人相的36、7岁的男人，眼圈黑青，眼神变幻飞快，唇色炽烈，一口湖北口音，原来是个搞美术的，喜欢双眼炯炯地对着那个河南美女说，我一定要给你画幅油画。若看到我的大脸出现在他面前，就一定要说，小句真像一棵向日葵。据说到了夏天，他一定会用湖北口音说：女孩子们的裙子像花蝴蝶一样。
　　坐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四川男人，走路飞快，开始谢顶的脑门上常飘起几缕自来卷的头发，眼睛鼻子嘴巴长得都像一个减号，人们“尊称”他为律师。每天西装革履，他是最忙的人，总用一种领袖的手势和口气让我修改文件，然后脚步飕飕的就走了。
　　来这里不久，单位的门里就挤进一个大胖子老外，腰围赶上几百年的古柏，几个人都环抱不过来，满面红光像褪了毛的小白鼠。单位的人都振奋起来，跑出跑进地迎接外宾。
　　外面的乌鸦叫着。
　　我去附近的交大自习赶论文，当晚就接到了交大同学的电话，声音像发生了战乱，他告诉我他们学校发现了多例非典，“形势非常可怕”。
　　之后在去北图的路上，我发现很多人开始戴口罩。
　　街上行人渐少，交通四通八达。单位开始发口罩和中药。我和大脑袋细长腿的女孩还大摇大摆逛新天地。
　　当我孜孜不倦地复印文件到4月中的一天，西直门小区有一家三口被救护车“绑”走，单位立刻放假。
　　北京盛传即将戒严。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宿一晚后，坐长途车离开北京。我第一次戴上了口罩，捂的喘不上气。车上每个人都“武装”严密。有一个女人，一会就取出随身携带的消毒喷雾，在自己四周喷几下。看得我真想踹她一脚。
　　车停到太原后，我终于无法忍耐，一把把口罩拽了下来，再没用过。我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但在学校，我不敢说我从北京回来，大家立刻会退避三舍。为了对周围的人负责，我十分勤勉地洗手。
　　返校不久，学校即封闭，听说学校倒没有人非典如何，倒是有两个学生死于他因。一个官家女生在非典声刚起的时候，家里便派车来接，不料途中车祸而死。另一个是物电系的男生在南院操场上的一棵树上上了吊，留下快有一本书厚的遗书。据说他当晚认认真真地洗了一个澡，回去就四处向同学们找麻绳。
　　班里只有9个人留在学校。我于凌晨翻墙逃回了家。老家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像一座空城，城里的白面、油被抢购一空。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
　　那是一段非常好的时光，什么都不用想，只要活着就好。我始终相信自己没那么容易死，所以从不紧张。我骑着车到处溜达，找多年不见的朋友聊天。过得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