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

一九四五年日本国战败投降。分布在松花江两岸的日本开拓团武装移民，也全部撤走回国。其中有一支移民队伍路经我们村，天晚，夜宿耿家地主大院。这支移民队伍进院是车马满载，拉着大包小裹。第二天离开时，马车上坐着妇女和小孩，所有的包裹和杂物不见了。有人说，是大地主强迫日本人留下了所有的东西，有人说，是日本人带不了那些衣着都扔下了。众说不一。
     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土改工作队进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贫雇农斗争地主，分财产，分土地。收缴和烧了地主耿家的房契和地照，拉走了车马。又在大仓库里搬出日本人扔下的衣物，花花绿绿的堆在院子里。经农会集体商议，先将这些衣物分给群众，解决春天换季穿衣问题。这是农会头一次分地主的浮产，没有经验不知怎么分。让村里人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一队，每人走到堆放衣物的地方随手拿一件，不记人名不登记物品。拿完为止。有人排队拿一件回头又去排队，再拿下一件。甚至有人排三次队。也有人不敢排队不敢拿，只是站一边看热闹。我父亲胆小怕事，连看热闹都没敢去。我是小孩子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奏过去排一次队，分了个黄牛皮空箱包。
     回到家，父亲一看吓坏了，将我大骂一顿。爷爷也说，“以后土改工作队走了，耿家地主回来讨要可咋办，拿一件还不得赔十件呀。”我心里不服气，暗想，地主都被打翻在地，镇压了。就是土改工作队走了，还有农会和政府撑腰呢，怕什么。可我不敢顶嘴，只得听着。拿回来的黄牛皮箱，成了烫手的山竽，留不得，又送不回去。后来父亲想出个办法，当晚乘夜黑人静，把牛皮箱扔到门前的水沟里了。
     第二天邻家小胖子见到我便问，“昨天，你在地主家分到啥衣物了？”我隔了半天才谎说，“去晚了，啥都没分到。”小胖子一听，用鼻子哼一声，“熊货！干啥都赶不上趟，吃屎都吃不到热呼的。”然后又乐嗬嗬地说，“他排两次队，分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晚上在前面水沟里，还拣个黄牛皮箱子。春天不愁没衣服了。”
     我听了，真地好羡慕他…


                          我的二妹和三弟

     儿时家住农村，离县城三十里。家里有兄妹三人，我排行老大，还有二妹和三弟。我同二妹感情最好，平时形影不离，总是在一起玩。念初中放暑假时，还带她到野外去采野菜，采野花，爬上树去摘又红又小又酸的山丁子野果，一起下河去摸鱼。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也是同二妹分享。三弟总是呆在家里陪着母亲。开学后，我住校，同二妹和三弟在一起的时间少了。父亲每次到学校给我送住宿的粮款时，二妹也常常跟着去看我，父亲从不带三弟进城。
     这年冬天放寒假，回家前，我用节省下的钱，给二妹买个小发卡子，还有几条彩色的扎头绳，心想二妹见到了一定会高兴。
     宿舍里还有三个人，他们都知道我还有三弟，发现我什么都没给他买，都七嘴八舌的议论我偏心眼，只给妹妹买不给弟弟买东西。我听了没在意，也没吱声，心想，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给谁买管你们什么事。当时有个同学冒出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他小声对另一个同学说，“这还看不出，不是一个妈生的。他和二妹是同母生，三弟准是继母生的，当然不一样了。”我冲上去抓住这个同学的衣领子，瞪着双眼说，“你给我住嘴！再瞎说我揍你！”这个同学也不让人，挣脱了我的手大声喊，“明摆着的事，给你二妹买这个买那个，为啥不给你三弟买东西？你是属烧火棍子的，一头热呼。”另一个同学也帮腔说，“你就是一碗水没端平，再不亲也是你弟弟呀。还怕别人说。”
　　把我气得一屁股坐在床边上，喷着粗气说，“我三弟才十五个月大，还吃我妈的奶呢。你们说，我能给他买啥？”
     宿舍里的人全静下来。一个人转身从屋门出去了，另外两个人也象涝秧的茄子蔫了，红着脸对我傻笑着…


                              捂棉被子


　　七十年前的小兴安岭山下，冬日特别冷，冷到滴水成冰。积雪特别白，白到看起来剌眼晴。那时，山下到处是碗口粗一房高的白桦树，密密麻麻，笔挺俊秀。乳白色的树皮有时会翘起一层层，风一吹会发出“哗哗”响。从远处看，小村里披着积雪的房屋，象白皑皑的大雪包，雪包上又升起冉冉的炊烟，还能听到鸡呜和犬叫。真是一幅冬雪地世外桃圆。
　　家里住的是土房，睡土炕。每当太阳落山时都会用柴草，把火炕烧得热热的，热得烫手，睡觉时躺到炕上不会冷。那时我很小，不太懂事。每当睡觉前，母亲都把棉被预先铺到炕上，捂上十分二十分钟，当地人叫捂被窝，脱衣睡觉时被子里不会凉。早晨起床，母亲也把夜间压在脚下的棉袄棉裤，铺在热炕上捂一会儿，免得穿到身上冷。
　　我每次睡觉钻进捂热的被窝时，都要把棉被掀开看看，或是用小拳头在棉被上捶打一阵子。就怕小猫钻到被窝里睡觉。有一回，晚上脱光屁股往被子里一钻，“嗷”一声猫叫，是小脚丫子踢了扒在被窝里的小猫。我也大叫一声，是猫把我小腿肚子挠出一条血印子。
　　从那以后我看到小猫就不顺眼，它会占我的小被窝。   


                          淘气的小重外孙子

     大女儿家住县城。初秋来电话，让去吃新鲜煮玉米，我同老伴正想到乡下散散心，便由三女儿开车去了。大女儿的小孙子，三岁了，活泼，可爱。圆圆的胖脸，大眼睛，高高的小鼻子，长地帅气。起名叫“小帅”。我们去时，正用嘴叨着紫红色的玉米须子，小鼻孔里也插几根，在院心装扮老头子玩呢。我老伴买了很多小食品，带给小帅吃。其中有油炸黄豆粒，小帅最爱吃，用小胖手抓着一粒一粒地往嘴里扔，“咔嘣，咔嘣”的嚼。
     我们在屋里正闲谈着，突然在院心玩地小帅，“呜呜”哭起来。我出去一看，小家伙用手揉着鼻子，鼻翼鼓起个小包，玉米须子扔一地。是拿食品豆往鼻子塞着玩，塞进鼻孔拿不出来了。这时屋里人都出来了，看着鼻孔里塞进了油豆干着急，怎样也拿不出来，小家伙一边用拳头揉鼻子，一边跺着脚哭。我对三女儿说，“开车上医院，求大夫吧。”
     我把小帅抱上车，还有大女儿，一起去了医院。路上小帅总揉鼻子，可能是发痒。我不让他揉，越揉豆粒越往里走啊。汽车快到医院时，只听小帅“咔嚓”打个喷嚏，谁也没在意。过了一会儿，小帅喊声，“太爷爷。”我一低头，小胖手里拿着个小食品豆，鼻翼里地小包不见了。我长出口气，用手拍拍小家伙的胖脸蛋，对三女儿说声，“车挑头，回家吧。”
     大女儿看了也笑着说，“小淘气，让你太爷爷虚惊一场。给你太老爷唱支歌吧。”这时汽车里，响起了断断续续地小童声。我看着天真地小家伙说，“唱可比哭好听啊……以后可不能再拿黄豆粒，往鼻孔里塞了。”


                             我练气功   


　　我练气功多年，受益匪浅，七十多岁人了，体健。是在重外孙了出生那年学练的，一直坚持着，如今，重外孙已上幼儿园的小班了。
     我练的是六字诀养生功。即在呼吸中加上六个字的发音，来调整五脏六腑。六个字有呵，呼，四，虚，嘻，吹。同六个字相对应的是心，脾，肺，肝，胆，肾，藏腑中六个部位。平时感到那个部位不太舒适，可单练那个部位的对应字。如脾胃不适，配合发音单练“呼”字，夏天肝火旺可单练“虚”字。要求在呼吸中默念，出声不入耳（轻声默念）。我掌握得很有分寸。
     有年夏天，大外孙子夫妻抱着两岁的小重外孙，来家小住几日。我常抱着小重外孙子玩，甚感天伦之乐。因夏日炎热，我每天早晚两次练气功，都是单练“虚”字，以求驱肝火平胃气。一天早晨，坐在床上单盘腿练静功时，小重外孙子爬到身边来，我没在意，照样练“虚”字功。突然觉得有股热流，浸到腿下，睁眼一看，是小重外孙尿床了。我赶快喊人，把小家伙抱走了。大外孙媳妇擦干了床，我继续练功。
     晚间我仍然练“虚”字发音功，早晚各一遍成了习惯。小重外孙又爬过来，用小手拍打我膝盖，还呀呀的喊着，象是让我睁开眼睛同他玩。不一会儿，我听到嘶嘶声，一股热流又淌到腿下。我立刻停住练功，大声喊，“来人哪！小家伙又尿床了。怎么早不尿晚不尿，偏偏练功时来撒尿。”大外孙媳妇赶快过来把小家伙抱开，回身过来边擦床上的尿水边说，“这能怪谁，外公你坐这儿嘴里一直是：虚——虚——虚——那不是让你重外孙子撒尿吗。”我听了一楞，是我虚虚虚——的让他撒尿，随后是笑得前仰后合，这功也没法再练了。
     大外孙子过来打趣地说，“外公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能引诱小孩撒尿。幸亏小家伙穿的是活裆裤，不然你一虚虚，准得尿裤子。”
     家里人全为这事笑个不停。老伴还说我有了特异功能呢。


                            爷爷的刷牙粉


     小时候，家里过着自给自足地日子。父母亲是农民，爷爷是中医，奶奶在家喂养几只鸡。因为爷爷常外出行医治病，他的衣着行头和用具，和家里人都不一样。特别是有牙刷牙粉，和牙缸子。父母亲和奶奶平时都不刷牙，只是用清水漱漱口，只有爷爷刷牙。那时的牙刷柄是竹子作的，刷毛是动物的鬃毛。牙粉是盒装，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印花硬纸盒，装着白色粉面。用时将牙刷沾上水，打开牙粉盒往里一按就行。刷牙时满嘴泡沫，散发出一股清香味。爷爷这套用具在家摆放在一个木架子上。这里还摆着母亲的胭粉盒和镜子，奶奶的梳头油瓶子，大木梳等物品。
     后来我发现，爷爷的牙粉用处还真多，除了刷牙外，如果手指碰破出血，撒上些牙粉还可止血。有时水杯里生锈，放些牙粉一擦就掉。这便给我留下牙粉是万能灵药的印象。有一次和邻居读一年的小朋友，跑到他老师去玩，看到他老师家也有牙刷牙粉和牙缸。才知道这东西不仅爷爷有，学校老师也有。后来爷爷买来三只牙刷，都放在木板上。我乘着屋里没人，偷偷地拿起一只牙刷，沾上水，慌慌张张地打开装牙粉的纸盒，沾上牙粉也去刷牙，怕被家里大人看见，特意躲到外面去刷。这可是我生来头一回。可是哪里想到，在我小小心灵中这神奇地牙粉，竟然没有正经味道，发甜发粘有股怪味，还呛嗓子。我立刻用水在嘴里嗽洗了。再也不想刷牙，心想爷爷常刷牙，多受罪呀。
     有一天爷爷在刷牙，我便皱皱着眉头看着。心想爷爷是习惯这种昧道，我可受不了。刚想走开，听爷爷说，“新买来三只牙刷，有你一只，学着刷牙，明年就上学了，那有学生不刷牙的。”我嗯一声，跑开了。心想我才不刷呢。过了几天爷爷又逼着我刷牙，我只得不用牙粉用清水到外面去刷。被奶奶看见了回屋对爷爷说，“再去县城时，也给孩子单买盒牙粉。”爷爷说，“先在这盒里一起用吧。”奶奶笑了，“你那大孙子干净，才不用你用过的东西呢。”
     没过几天，爷爷真地又买回一盒牙粉，又逼着我去刷牙。我很不请愿地拿着牙刷牙缸和牙粉出去了。却被母亲看见，大声说，“你傻呀！你拿我的胭粉盒子干啥。胭粉还能当牙粉用吗。”我一听真地傻眼了，是胭粉不是牙粉。回头看看，放在一处的牙粉和胭粉，两个盒子花花绿绿都一样，虽然盒上字不一样，可我又不识字。这时我突然脸红了，想起前几天偷偷地刷牙，也是用母亲的胭粉哪，难怪味道发甜不对劲呢。我回身放下胭粉盒，拿起另一个盒子。母亲瞪我一眼说，“放下！那也是胭粉。”又伸出手在柜子上拿来个新盒子扔给我，这是你爷爷给你买的新牙粉。我接过来看看，没吱声，可心里有数，别看我现在不认字，明年就能上学了。

           
                            儿时捉麻雀


     麻雀的命运可不算好。现在麻雀少了，人们才知道保护小麻雀。可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麻雀多，飞起来“呼呼”有声，落到地上黑乎乎一片，叫起来“喳喳喳”剌耳。人们随便抓。北方冬季麻雀肉肥，抓到可用火烧烤着吃。吃麻雀肉是孩子们的口头福。五十年代末，麻雀又被列为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人们用弹弓打鞭子抽，到处捕杀，麻雀遭遇了灭顶之灾。
     麻雀是杂食鸟，春夏季吃蚊虫，秋冬天吃谷物。北方一到下雪天，白茫茫大雪铺地，麻雀寻食困难。这时便是孩子们捉麻雀的好时机。用夹子夹，用压拍子压，用柳编的扁筐扣，每天都能捉到几只。特别是扁筐扣和压拍子压，简单，捉的多，效果好。
     有一次夜里下了小雪，第二天我在院里背静的地方，清除地上的雪，大约有一平米左右露出了地面。再拿一块方型桌面大的木板，上面压块石头，用一根八寸长的小柳木棍支起木板的一头。柳木棍上拴根细长的麻绳，延伸到屋里。再在木板的下面撒些谷米。就等麻雀来吃米了。当麻雀吃米进入木板下，在屋内一扯拴在柳木棍上的麻绳，柳木棍便倒下，压拍子便压下去。麻雀插翅难逃就被压住。
     那天我等一上午，也没见麻雀进入木板下去吃米，我从门缝里往外看着，飞来飞去的麻雀很多，胆小都在木板子外面吃，不敢进入拍子下面去。正当我失望时，真地有几只小麻雀进了木板下面去啄食。我激动地使劲一拉绳子，随着柳木棍子飞出，木板卟一声压下去。我推开屋门就往外跑，到拍子跟前搬掉石头一看，傻眼了，头上冒汗了。木板下，压着自家的一只秋天出窝的小母鸡，拍着翅膀在叫着。鸡身高隔住木板没落地，麻雀全跑了。幸亏小母鸡没被压死，我偷偷地将它放了。
     晚上鸡进窝时，母亲说，“有只小母鸡的腿怎么瘸了，准是小青狗给咬的，平时小青狗就好追小鸡。再看到它咬鸡得狠狠地揍它…”


                             三哥请客

     我第二次去岳父家是过元旦。那年冬天比较冷，福州的最低气温只有七八度。老年人大多戴着毛线帽子，坐在窗前有阳光的地方晒太阳，也有人手拿黄铜手炉吸着旱烟在窗前取暖。可是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又突然再度降温。城郊公社的广播喇叭，在号召社员们要防霜冻，田头要点燃稻草用烟驱寒，还要注意保护好牲畜。
     妻子的三哥务农，结婚后单过。公社化后给生产队里放养两头水牛。离岳父家只有几十步之遥。因降温天寒，我替岳父去供销社买木炭，正遇上新婚刚一年左右的三嫂，她挑两只大木桶在买白酒。买的是普通低价的地瓜酒，估计两个木桶足有三十多斤。三嫂见到我用咯咯吧吧的普通话打招呼说，“晚上过她家去吃饭，你三哥在家准备饭菜呢。今天是元旦，又是你小侄子出生三十天，做满月酒。”我高兴地答应了。回来对妻子说，“三嫂家给孩子做满月酒，买了三四十斤地瓜酒，多少人能喝这么多酒呀。”妻子答，“地瓜酒度数低，只三十多度，在农村那人都能喝上两大碗。”我听了暗中吃惊。
     晚上，岳父母和我们两口子都去了三哥家。三哥只摆三桌子酒，请来的都是亲属。我和妻子岳父母几个人同坐一桌，单独在小屋子，另两张桌在大屋。吃的是农家菜，喝的是瓶装五十六度白酒。因我不会喝酒，一看这酒度数太高，没喝头上就冒汗了。我在中午看到三嫂去买低度的地瓜酒了，猜想这瓶装白酒是特意给岳父准备的，大屋那两桌一定是喝地瓜酒了。便对三嫂说，“这酒度数高，太厉害，给我倒杯低度的地瓜酒吧。”也不知为什么，我要喝地瓜酒，岳母听了瞪了我一眼，三嫂没吱声转身走了。我还以为给我去拿酒，那知等到散席也没拿地瓜酒来。
    酒桌上我免强喝了小半杯白酒，头晕脸上发烧。饭后便到屋外凉爽一下。院心的桂园树下拴着两头青灰色弯角大水牛，牛背上都遮着块旧棉毡，为了不让棉毡掉下，还用绳子捆着。我知道这几天有霜冻，这水牛穿背心是为防寒。就在这时三哥一手提一个大木桶走过来，放到水牛头下，两只水牛低头便喝。我问，“三哥，给牛饮水呀。”“酒。渗水的地瓜酒，水牛不抗冻，喝些地瓜酒防寒。”三哥答。水牛喝酒，我过去可没见过，听了暗中尴尬，买地瓜酒原来是给水牛喝，难怪酒桌上我要喝地瓜酒，岳母瞪我一眼，三嫂没吱声就走了。便苦笑着说一句，“这水牛的酒量还真大呀，能喝一木桶……”


                            我儿时很笨


     小时候，在同龄孩童中，我是最笨的人。头脑反应迟钝，遇事没有主见。可是过后，把事情又想的头头是道，常常是马后炮。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每个家庭都是多子女，子女越多越好。子女多看成是有福气。“子孙满堂”“连生五子”“百子千孙”是当时的吉祥话。因为子女多，大多数家庭都不会娇生惯养。父母对子女都很严厉，常打常骂。有“棍头出孝子，不打不成人”的民间俗语。我家兄妹三人，我是老大，生来就笨，常做些傻事错事，自然就没少挨打。妹妹比我精明，就很少挨打。
     一年秋天，父亲在院心架起一块大木板，上面晒些茄子丝，豆角丝，西胡芦条等干菜，留给冬天没青菜时吃。我和小妹在院心捉迷藏玩，躲来藏去。小妹不小心撞翻了木板，干菜撒满地，有些还掉在泥巴里。正好被走过来的父亲看到，举手就打我一个耳光子，然后又去打小妹。小妹还没挨打，就大哭大嚎地跑走了。可我站在原地没动，傻挺着，不哭也不跑，只是撅着嘴。父亲看着小妹跑了生气，“噼噼啪啪”的又揍我几下。幸好奶奶过来将我拉走了。奶奶边拉我边小声说，“你这孩子缺心眼呀，怎么挺着挨打不跑呢，跑了就没事了。”我没吱声，心想可能真地缺心眼，知道疼，可是不哭也不跑。事后才想到要是跑走了，准能少挨几下揍，当时咋没想到呢。
    还有一次，我和小妹在路边踢口袋玩（布缝的有鞋后跟大，里面装些玉米粒子），我用力过大把口袋踢飞了，落到别人家院里。我跑过去取，小妹喊，“哥，小心！院里有大鹅。”我听了没吱声，心想，有狗我都不怕，还怕什么大鹅，就进了院子。果真有两只大白鹅不知从甚么地方跑出来，拍着翅膀，伸长脖子从后面“咯嘎，咯嘎”的向我扑来。我慌神了，立刻往后退，大鹅在后面追，直往我小腿上啄。幸亏小妹拣根小柳木棍抡着，把大鹅驱赶跑了。我回到路上卷起裤腿一看，小腿肚上有紫青的一块印子。便赌气地说，“这败家的大白鹅，比狗还厉害，拍着膀子叨人。”小妹一边给我揉着腿肚子一边说，“告诉你这院里有大鹅，你不听硬闯，咋样？受伤了吧。”我站起身说，“这点小伤没事。”拉着小妹的手便往家走，小布口袋也不要了。
    ﹍﹍想起小时候的往事，觉得自已小时候真是又笨又傻。现在人老了，虽然不象儿时那样笨和傻，可又变糊涂了，成了个老糊涂。


                             永久地遗憾
   
    爷爷过世五十多年了，音容笑貌逐渐被淡忘，但在我心中埋藏的一个久久地遗憾，永不磨灭。一九四八年初，我参加工作时工薪很低，每月只赚125斤小米和2尺半白布，两项加起来折合地钱，扣除饭伙所剩无几，还得买衣着日用品。那时最流行地服装是兰色中山装。我从农村进城时，穿的是对襟布钮白布衫，青裤子，就盼着有钱能做套中山装。入秋，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总算凑足了钱，做了一身衣服，因为钱不多，没有订做帽子。人在衣服，马在鞍，穿上这身中山装精神多了，再也看不出是农村出来的小伙子。
    一个秋雨连绵的星期天。爷爷进城来看我，半年没见爷爷了，真地很高兴，爷爷平时最疼爱我，离家久了我想爷爷。可是一见面，爷爷的穿着打扮却让我扫兴，爷爷是中医，在农村行医时，穿件斜开襟的青布长衫，头戴爪皮帽，帽顶上还有个小红鬏。当时在农村穿这身衣服是很绅士，可在城里却不多见。回到宿舍，我问爷爷家里可都好？爷爷叼唠起来就没完没了，奶奶的咳嗽老病犯了，常咳嗽。秋天雨水多，父亲种那点地涝了，不过全家人口粮还够吃。母亲养的老母鸡抱窝了，出十六个鸡崽子，被黄鼠狼子叼走四个。弟弟妹妹念书很用心，就是今天要袜子，明天又要鞋的乱花钱。特别是你那上中学的妹妹，一个女孩子打什么球，你母亲花三天功夫给做双布鞋，打上五天球鞋就掉底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爷爷把这点家丑当着同事们的面，全折腾出来了。午后我和爷爷一起上街，看着爷爷的长衫，总觉得有些蹩扭。同爷爷走在街上让我抬不起头。
    我领着爷爷顶着小雨在大街上走走逛逛，走到当时最大的商场“公利园”门前时，爷爷说，“三，四年没进公利园的门啦，咱们进去看看。”我不太情愿地和爷爷进了公利园，因为这里有很多与我同龄地男女售货员，看到我爷爷古老的穿着一定会笑掉牙了。可是爷爷并不在乎，在一层陶瓷日用品柜台转一圈，又要上楼去看服装鞋帽，我真地急了，心想在楼下丢人还不够，还要到楼上去张扬。爷爷一定要上楼，我偏偏阴沉着脸站那不动地方。爷爷没办法，叹了口气，只能做罢。
    这一天我和爷爷在一起，心情特别矛盾，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扫兴。最让我不理解地是爷爷满街走，遇见商店就进，什么都想看。这到底是来看我，还是来逛街的呀。
    晚上，淅淅沥沥的秋雨没停，爷爷要回乡下了。我把爷爷送到火车站，当爷爷蹬上车门时，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手插在长衫的斜襟衣兜里，颤颤抖抖地掏出五元钱，交给了我，并说，“看你穿着新衣服没个帽子，没个象样子的鞋，想到公利园二楼给你买顶帽子，买双鞋。哎！还是自已去买吧。”说完上了车。我一楞，头上打了个响雷，火车也发出长长地嘶呜，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五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我心里却烙印着对爷爷地永久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