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永州八记》；苏轼被贬黄州，著有《记承天寺夜游》；袁宏道在燕地一带任小官，因职务清闲，也记有《满井游记》等文章。这三者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闲”。因为“闲”，才能有此闲情逸致，才能写出妙文佳作。
　　但他们三者的“闲”，又与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的“无案牍之劳形，无丝竹之乱耳”所表现出来的“闲”是迥然不同的。《陋室铭》中的主人，是从根本上鄙薄官场名利，不屑与浊世恶俗为伍，追求的是“惟吾德馨”，于是才能超凡脱俗一般，远离喧嚣尘世，静处一隅，高雅悠闲，潇洒活于世外桃源。柳宗元、苏轼和袁宏道呢，他们三者的“闲”，可以说是“闲”得无奈，或“闲”得无聊。特别是柳宗元和苏轼，其实在他俩的内心深处，又怎堪忍受一个“闲”字了得？当时，俩人都是怀有满腔抱负，一身才气的，正如韩愈所言——“欲为圣明除弊事”，然而，不幸又恰恰被张九龄点破：“命运惟所遇，循环不可寻”，最终却遭到了朝廷的贬迁，乃至壮志难酬，报国无门。因此，没办法，不想闲也得闲；既然，已被主子晾在了一边，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寄情于山水之间了。柳宗元在永州时就是这样，常常“遗迹山水”，游玩之余，兴发一些空聊的情意，是以自慰。苏轼亦不过如此。一夜无事，辗转难眠，因见月光皎洁，遂邀遭遇相似的好友张怀民夜游承天寺，于无端之中又生发出“今夜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只是少如吾等闲人俩耳”的万千感慨。事实上，柳宗元、苏轼在他们各自的灵魂深处，皆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忧闷甚至愤懑的。故寄情山水，只不过是为了一个“排遣”而已。不过，苏轼较柳宗元乐观些，而袁宏道比之二人，又显得更为洒脱。袁宏道当时任的虽是一个小小的闲官，但他的心里根本不在乎，小官就小官吧，还乐得一身轻。于是，他有意识地托身于自然山水之中，不时约了三两知己出游，而且有游必记。看样子，他倒有一番浓厚兴趣，欲从中觅得生活的靓丽色彩，寻找出人生的真谛所在呢。由是观之，袁宏道是“闲”得可以，而柳、苏俩人却是“闲”得勉强了。
　　看古人，想今人一如我，孰“闲”非“闲”？却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然而，做闲人，要学就学刘禹锡，哪怕最差亦要与同袁宏道；柳、苏二人，虽精神可嘉，长为世人称道，则平凡似吾辈也不敢高攀啊！